fgejk 他特别提到了麦基尔韦恩教授在《宪政主义：古代与现代》中的著名观点，认为古典宪政主义承认社会中早已存在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人民结合了他们原有的基本律法、制度与习俗所构成的样态，其关键词是承认与同意。
但笔者的担心也一直追随左右：首先，在法治极不发达的中国，公法与私法本身就没有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又何谈被他化的问题。随着社会生活关系的复杂，法律现象的领域扩大，单个基本概念已不能概括法的现实。
刑法的手段只能是消极的，而且就惩罚本身两者也不具有统一性，尤其在惩罚对象上，行政法是轻微的违法，而刑法是严重的违法并犯罪。公法行为的多样化，使得公法行为无法用一个统一的行为概括。需要是某种欲望，而不是事实。由于概括对象的同一性。[28]其四，公法手段不具有统一性，譬如就行政法与刑法的手段看，行政法的手段可以是积极的如行政服务、行政给付、行政指导，也可以是消极的如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
[44]李夏琳：《论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45]袁曙宏等：《现代公法制度的统一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48]而刑法分论一般是关于具体各罪的。[28]姜明安：《公法学研究基本问题探析》，《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
这一研究路径包含两个层面：其一，立足现实性与可能性的中观视野。至少，趋向私法的公法，可以从民法中找到回家的路。核心范畴包括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公益与私益。[3] 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在于：（1）鉴于公权力的交叉趋势在加强，有必要通过统一公法学提炼公权力的基本规律，但并不否认分权的宪政原则。
[12]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的法律体系被西方学者认为比较接近于大陆法系[13]，理论上近年来也有学者主张引进公法、私法的概念，更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应由私法、公法和社会经济法三大部类组成，[14]但始终未得到官方的承认。[7] 20世纪哲学最为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8]，今天勇气鼓励笔者拿起批判的武器，对统一公法学理论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并试着为公法学指明回家的路。
[43]黄明儒：《解读自然法意义上的刑法哲学---兼评陈兴良著《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法律意识是法的组成部分，它是人们对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和，因此必然有其基本概念来概括和表述。[53]郑尚元：《社会法的定位和社会法的未来》，《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统一公法学中的统一强调的是在寻求共性特征和一般规律上的统一，并非对所有部门公法颗粒归仓式的大一统，更不包含对部门公法专门性研究的否定性评价。
所以，如何通过组织将统一公法学理论传播以及应用就成为一个难题。如果我们固守公法的界限而拒斥对其他部门法尤其是私法的吸收，对整个法学研究无益。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公法学的研究对象、主题、进路和方法。为什么传统公法学只包括宪法与行政法？是研究者知识所限？还是缺乏宏观方面的意识？都不是。
[16]之后随着认识的深入，公法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成为配置和调整公权力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形成了共同的法律观念的概念表述。
其三，公法调整关系不具有统一性，宪法中的宪法关系、行政法中的行政法关系、刑法中刑法关系、诉讼法中的诉讼关系无论构成的维度还是内容都不具有统一性，各自有独特的关系结构，形成某一部门法。这就存在一个整体公法制度是将原部门法制度上升为自己的制度，还是创造新的制度或者其他的问题。
与西方统一法学理论中的统一有所不同。[60]转引自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总第15期。因为，按照常理，任何事物只要成熟就会停止成长的步履或走向衰败或开始分化，因此成熟的公法或公法学其走向应该是公法私法化而非统一化。[30]其二，公法程序的强化，使公法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逐渐并列为独立的两大阵营，再加上公法诉讼程序的完备，公法离散化可见一斑。虽然这并不具有说服力，与公法学提及性无太大关联性，但也不能否定这是一种现象。譬如姜明安先生就明确指出宪法关系与行政法关系之不同：宪法关系主要指人民与国家公权力主体的关系，也包括国家公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
[34]田飞龙：《从村民自治领域的权利救济看统一公法学知识生产的必要性》，《美中法律评论》2009年第10期。牛津法律大辞典中的公法是广义的：一般而言， 公法规定的是有关国家有组织的政治团体、政府及其部门和它们的代理机构的结构、行为、权力和豁免权、义务及责任的规则和原则。
正因为如此，要形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公法学，关键在于从无到有地建构一个公法学总论，以为部门公法学提供共同的理论基础和交流平台。到2007年3月袁曙宏教授又出版了《公法学的分散与统一》，作为这一研究的大结，该书不但吸收了一些其他公法学观点，还有外国关于统一公法的译文，甚至包括许多不同的观点，内容可谓丰富多样。
虽然公法离散化概念很少有人使用，但也不是笔者独创，台湾学者廖义铭就曾论述行政法离散化现象[29]，笔者在此借用并予以外延扩展。对公法的分散和分割研究不利于现代公法的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私法学的概念却很少被使用，笔者认为概因私法学往往仅指民法学而至。17、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形成，为公法的发展包括公法、私法的划分找到了新的理由，但仍然集中于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对英美法系国家有影响，但较小。公法的维度、功能和制度。就公/私法的区分而言，权力/权利关系的划分标准将成为从近代公、私法划分转向现代公、私法划分的拐点。
参见Frank B.Cross Roger LeRoy Miller， West's Legal Environment of Business， West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98，pp138. [14]王涌：《私权的概念》，《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笔者认为，对于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的整合，主要还在于各个公法救济制度之间如何衔接。
[31] 公法离散化的拓张使统一公法学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虽然笔者并不否认公法学乃至法学可以有更高层级的理论体系或理性观念，但这些理论体系或理性观念能否因为需要统一就能够达到统一值得怀疑。这一观点笔者十分赞同，公法总论的缺失必然影响整体公法学的发展与进步。
其次，公法即使私法化也不可能是全部，只是某一方面或某些内容或形式。[60] 法学研究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它如同一条运转正常的流水线，需要各个方面的协作方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法治的作用。
因为虽然传统中国公法发达而私法纤弱，但这只是历史而不是现实，近百年来，中国私法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且私法的基础性地位尤显突出，私法的理论基础及手段、方式更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与后现代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高度一致。（三）以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为主线形成的所谓统一公法学理论基础不能指导所有部门公法学 该理论倡导者们认为统一公法学以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为主线形成理论基础[38]，假如就是的话，我们试着把这个理论基础再回返指导一下相应的部门法，会发现不能如该理论倡导者们所期望的结论： 就宪法理论基础而言，的确可以以以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为主线形成理论基础，具体可可以概括为：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另一学者邓晔提出统一公法学制度，也应如此类推：权力法定原则、公众参与原则、权利（力）不得滥用原则、程序法定原则、适时处理原则、申请救济原则、责任承担原则。也就是说，倡导者们的意思是想从整体上寻找公法的共性特征和一般规律，这应该是最为贴切的理解。
也就是说，建立中观层次的统一公法学并非势在必行，导致需要建立统一公法学的那些势并非那么急切，即使不建立统一公法学理论，公法学依然在发展，依然有人会关心公法学综合性或整体性的问题[32]。[15]而公法学则近些来比较流行的概念，按照乌尔比安的观点：它们（指法律）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
开放的分析实证的公法方法论将纯粹分析性的公法规范解释与司法实施解决纠纷的规范解释结合在一起，可解决纯粹分析方法的科学性所回避的价值判断，有助于在个案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从事实中提炼和发现价值，为公法纠纷提供规范依据，协助并激励公法的创新、发展与进步。主要的还是这个概念用的有问题。
[57]郑贤君：《在公法之内看公法---兼议中国公法学的方法论转向》，《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问题是势在必行的势有这么急切吗？首先，即使在公法学领域，仍然存在着综合化研究十分薄弱且过于空泛的弊端也不是建立统一公法学的理由，更不是势在必行的理由，倒是发展公法学的理由，当然包括综合性或整体性的方面，但那只是发展公法学其中的一个方面。
